1954年9月的北京并不凉爽，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刚刚开始，主席台旁边的名单上赫然出现“郑洞国”三字。许多人对这个名字还有印象：辽沈战役长春段守军主帅，黄埔一期，最终只是“带几个警卫走出银行大楼”而已。值得玩味的是，他被提名为国防委员会委员，规格与程潜、傅作义并列。会场外，几位老兵低声嘀咕：“他当初算不上起义啊，凭什么跟那几位一起坐？”疑问就此抛出。
解答不能离开1948年10月的长春。那年10月19日夜，城里最后的中央军嫡系已弹尽粮绝，萧劲光兵团完成接管前的最后部署。城墙外的寒风呜呜作响，郑洞国却还在伪满中央银行高楼里打电话。电报纸来来去去，南京要他“死守待援”，沈阳则要他“设法突围”。荒诞的是，两头都不知道援军已无可能。驱散迷雾的关键，恰在“投诚”“起义”“投降”那条分界线。
到10月此间，长春守军的主力已先后放下武器。郑洞国的警卫团还剩几百人，他本人没有了率大兵团起义的资本，只剩一份“体面退场”的执念。萧劲光看得透：“让他走完程序，别逼急了。”于是出现极具戏剧感的一幕——10月21日凌晨4点，郑洞国让报务员发出最后一封电报：“曾叛索降，弹尽粮绝，撤离中央银行。”随后命令向空中放空枪，“象征抵抗”。这种表演成全了他的第一重身份：辽沈决战中向人民解放军公开表态的第一位兵团级指挥官。周恩来当即在西柏坡拍电报：“视同起义，照曾泽生待遇。”对士气的震慑作用优先于名分的严谨，这便是统战工作的取舍。
第二重身份与战功紧密相连。郑洞国在抗战时期几乎遍历正面战场：1938年台儿庄，1939年昆仑关，1943年缅北反攻。台儿庄与昆仑关是正面战场三大捷中的两次，他都在场；缅北战线中，他是驻印军副总指挥，手下的新38师后来成了远征军的“当红王牌”。在中、美、英联合行动体系里协调多国部队，使他拥有稀缺的国际履历。新政权需要向海外说明“既往不咎”的政策，也需要抗日声望高、通晓盟军语言规则的人站台。正因为如此，1950年春他到北京治病时，周恩来、萧劲光、萧华三位老朋友专程设宴相邀，甚至提出“可再披戎装”。郑洞国婉拒：“故旧多在对岸，不忍再相见于战场”，但对配合国家需要并不回避，于是有了后来水利部参事的安排。
第三重身份更带情感色彩——井冈山时期红军名将王尔琢的堂兄妹夫。王尔琢同样是黄埔一期，1928年5月在追击叛徒时牺牲，毛泽东亲笔挽联，对其评价甚高。郑洞国与王尔琢是同乡、同学，又成了连襟，幼时常共读共练，情谊深厚。王尔琢早逝，遗孀郑凤翠独力抚育后代，命运多舛，革命前辈对这段往事始终挂念。毛泽东在1954年亲自把郑洞国名字写进委员会名单时，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轻声说：“座位上，有王尔琢的一份。”这份亲情无法量化，却真实存在，也让郑洞国的政治可信度再添重量。
有人或许还在纠结投诚与起义的区别。按当时军委内部文件，起义需“所部保持基本完整”，投诚则“主动放下武器但部队已瓦解”。郑洞国显然偏后者。然而统战价值往往指向更宏大的目标，放在1948年10月的战略决战背景下，“投诚”三个字已足以动摇黄埔系残存将领的心理防线。后续事实证明，平津战役、淮海战役的多位高级军官，正是参考了郑洞国“仍获礼遇”的先例，选择了更和平的解决方式。
1950年至1966年的16年里，他先后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、全国政协常委、民革中央副主席。期间被屡次邀请讲授联合抗战史，国外的军事院校引用他对缅北战例的口述资料。1978年以后，海峡两岸人员往来渐多，郑洞国的黄埔同学会身份开始发挥桥梁作用。1984年，他赴香港见到旧部一行，对方惊讶他的身体尚健，“险中求稳功成身退”倒被讲成了人生智慧。
1991年2月，郑洞国病逝，享年88岁。北京八宝山当日挽联林立，台湾方面亦降半旗。获此待遇的黄埔将领仅两位，另一位是杜聿明。冷静回看，郑洞国从兵团司令到水利部参事，再到国家军事机构委员，一路上并没有激烈的权力争夺，也没有刻意的自我包装。三个特殊身份——兵团级首投的黄埔一期、战功显赫的抗日名将、王尔琢的至亲——让他在特殊时代里享受到了特殊礼遇，答案并不神秘，只是把政治、军事、情感三条脉络交织起来罢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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