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126年正月的汴京，北风像磨刀石般刮过太庙琉璃瓦，“听说高枢密快不行了？”巡城小校悄声问同伴；“御医都束手，无救。”对方叹息。两句话一落，城头的旗子无力下垂，皇城里却仍灯火通明——临安的去路已备好，宋徽宗正打点南逃的行装。高俅线下股票配资，此刻倒在泗州一处驿舍，离京城三百里，却离那个摇摇欲坠的王朝只有半步之遥。
在小说《水浒传》里，高太尉手持“花石纲”和“踢球本事”，把梁山好汉逼上粱山，最后却在官道上风光依旧，仿佛天道无公。然而信史却写得干脆：高俅生于1041年，卒于1126年六月。靖康之难尚未发生，他已撒手人寰，既没北上随徽、钦二帝，也没被金兵掳去，甚至连“钓鱼台”都未踏上半步。
翻开《宋史·高俅传》，篇幅寥寥。出身无显脉，少年混迹勋贵门下，是“倚声声”与“蹴鞠”的小厮。因一次球场上的轻巧身法，惊动端王赵佶。赵佶彼时对政务无心，对艺术、蹴鞠却一往情深，见高俅球技轻捷、谈吐滑稽，便收作近臣。如此机缘，史家常叹“才不逢时”，而高俅却是“技逢主用”，自此青云直上。
哲宗崩逝，赵佶登基，是为徽宗。宫闱内外，一批故人被提拔，高俅由承信郎一路擢升至殿前都指挥使，再到枢密副使，最后拜枢密使、爵魏国公。短短十余年，跨越文武百官，速成速度在大宋朝中仍属罕见。有人说他仅凭谄媚；也有说他懂得选拔善射之将——至少在对西夏作战时，西军能连破灵州、米脂，背后正是高俅调度军械、赈恤士卒的支撑。
但恢复武备的力度，抵不上官场对享乐的热情。徽宗好花石，高俅应声吏部，高巨石沿运河北下，耗费巨万。一担石，一分怨，民心被磨去棱角，军费被挤出水分。等到1115年完颜阿骨打建金，高俅虽屡奏“边防可虑”，仍难敌上意。联金灭辽的绸缪中，宋廷把握失当，反陷自家于虎口。
金军铁骑两度南下，1125年兵压黄河。朝中震动，徽宗先急诏童贯分兵守潼关，再连夜传位于太子赵桓，以为“以子易父”可保半壁。随后准备南巡金陵，拉上多年心腹高俅同行。行至泗州，局势骤变：金军已逼近宿州，沿淮水直指江北航道。童贯与守军龃龉，后路难保。徽宗盘桓再三，索性轻舟东下。此处生出一段宫闱秘闻：据《靖康遗录》载，高俅与童贯因调用禁军互相指摘，“童贯拔剑厉声，高俅面白如纸”。徽宗惧事态恶化，遂遣高俅留守泗州维持粮道，自身南走。谁也没料到，这一留守，竟成诀别。
六月闷热，高俅旧伤复发，兼忧惧交加，暴病身亡，享年八十有余。在封疆大吏动辄染尘的年代，高俅算活得够久，只是死得寂寥：没有御医陪伴，没有皇帝的挽词，连亲信都忙着自保。遗体草草停殡，灵柩未及北返，汴京已陷在兵声嘶吼中。半年后，靖康二年正月，金兵破城，徽、钦二帝被掳北去，北宋终结。
朝代崩塌，总要有人背锅。新帝赵构在临安即位，南宋初年弹劾折子雪片般涌来。高俅已死，正合适做替罪羊。临安官员奏称“昔日边备亏缺，咎在高俅”。高宗顺势下诏削爵，“前魏国公高俅，追夺官秩，籍没家产”。高氏族人避祸遁散，唯有幼孙高柄年岁尚小，随母奔赴江东。
有意思的是，南宋政局稍稳，高柄却以武举进身，绍兴二十七年被封为镇国公。朝廷有意笼络旧勋，亦想显示“既往不咎”。于是，高家金紫复燃，但高俅本人，没有谥号，没有祠堂，唯史书记上一句“卒于泗州，年八十六”，连墓地究竟在何处都众说纷纭。
试想一下，如果没有《水浒传》，高俅或许只是晚宋政坛一枚大号的边角料。文献里，他充其量是个靠球技上位、治军尚称勤谨、但手腕并不高明的权臣。偏偏施耐庵一支妙笔，把他写成陷害忠良的恶贯满盈者。小说当然不是史书，可它影响了数百年读者的判断，甚至让不少人误以为高俅活到了南宋而逍遥法外。
而在真实世界，高俅也并非全然空有肥膀臂膊。徽宗年间的军制改革，推行“南衙兵”、重修武举科，皆与他有关。北宋久废军功序列，冗兵冗费成疾，高俅主持的“将兵法”调整一度激活了部分边军。但北朝紧迫形势极端严峻，制度再良，在纸上落墨易，落地执行难。若将靖康之祸一股脑压在高俅身上，无异捉襟见肘。
至于梁山起义，则更是戏曲、说部的艺术夸张。宋江活动的时间在1119年至1121年，规模不过三五十骑。朝廷捉捕并非因高俅私怨，而是例行围剿地方流寇。事发后，宋江被押至开封，后因揭露李逵等人而得宽赦。这些都见诸《宋史·钜野人宋江传》。因此，所谓“逼上梁山”，更多是对基层农民枭雄形象的民间想象。
权力潮汐来去，人物命运浮沉。高俅的结局虽未似小说那般风生水起，可也绝谈不上善终：前半生不世之宠，后半生孤悬边地，一病而亡，子孙几被株连。北宋乱局的大幕最终在他谢世后缓缓落下，朝廷、名将与词坛皇帝皆被金刃席卷而去。往事成尘，只留史册里冰冷的年表，与茶余饭后的戏谑评说，各说各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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