抗日战争时期，八路军以四万残兵发展到百万雄师，在黄河南北建立起数以百计的根据地网络配资开户，为抗日战争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。然而，尽管八路军各部以四面开花的方式发展起来，八路军总部却始终在上党地区盘桓。
这是为什么呢？
教员和朱老总等人做出这样的选择，肯定是经过慎重考虑的，其背后也有很深的历史地理因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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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所周知，山西的东部是太行山、西部是吕梁山、北部有恒山和勾注山、南部又有太行山和王屋山、中条山等山脉横亘其间，是一座天然的军事堡垒，俯瞰河北、山东、河南、陕西、内蒙古的战略要地。
但在山西内部，其实还有一条地理分割线，那就是北起太谷县、南至沁水县的太岳山，把山西南部分割成两部分——
其中一部是地势平坦的晋西南，即现在的临汾、运城一带，因位于黄河以东，古人便称为河东地区。
另外一部是山峦叠嶂的晋东南，因为地势高昂，古人便以“地极高，与天为党”的寓意，将现在的长治、晋城一带命名为上党。
这两个地理单元都在山西内部，功能却截然不同。
贯通山西南北的汾河一路汇入黄河，将山西的河东地区和陕西的关中地区连在一起，在地理层面构建起“秦晋之好”的格局，太行山、太岳山、王屋山却把上党地区完全包围起来，将其塑造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。
一开放、一独立，犹如阴阳鱼一样交错共生。
上党地区是独立的，却不是完全封闭的。
太行山有“太行八陉”，是古往今来的人们穿越太行山的重要孔道，而太行八陉中的井陉、滏口陉、白陉、太行陉、轵关陉，都和上党地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通过这五个交通孔道，上党地区随时可以进入河北和河南，也可以随时关闭孔道，自成一体。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独立却不封闭的上党地区，便拥有了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地位，俯瞰着晋冀鲁豫的千里河山。和平时期，历代王朝通过控制上党而镇压中原，战乱时期，各方军政势力又要通过控制上党来逐鹿中原。
战国末年，秦国和赵国爆发的“长平之战”，起因就是要争夺上党地区，等到白起歼灭四十万赵军并占领上党以后，秦国平定天下，便再也没有遇到大的障碍。
北魏末年，尔朱荣自太原起兵，经上党地区进入洛阳，发动了河阴之变，将北魏的门阀勋贵杀的干干净净，拿到宰割天下的权力，北魏也自此名存实亡。
到了五代十国时期，晋王李存勖在上党地区的三垂岗大败后梁军，逼得朱温发出“生子当如李亚子”的感叹，后周世宗郭荣也在上党地区的高平，击败北汉和契丹联军，缓缓拉开了一统天下的大幕。
由此可见，不论什么时候，上党地区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治乱兴衰和天下归属。
2
虽然上党地区非常重要，但在抗日战争时期，八路军总部并不是一开始就确定要去上党的。
1937年7月7日，侵华日军制造了卢沟桥事变，中国军民奋起抵抗，从此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。次月，国共两党正式达成合作协议，决定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，由朱德任总司令、彭德怀任副司令，下辖115师、120师、129师。
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，也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，简称为八路军总部。
随后，八路军的三个师渡过黄河，开赴华北抗日前线，总部也进驻山西五台县南茹村。
八路军总部在这里驻扎了30天，指挥了115师的平型关大捷、120师的雁门关伏击、129师的夜袭阳明堡等战役，收复宁武、阳方口等军事重镇， 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声望， 极大提高了中国军民的士气。
但就在八路军频传捷报的时候，阎锡山坐镇的太原失守了，这就意味着，八路军的三个师以及总部，被侵华日军战略包围。
为了跳出包围圈，保存抗日的有生力量，八路军总部决定分兵——
115师分成两部，聂荣臻率一部留在五台山，创建晋察冀根据地，坚持前线游击战争，林彪率一部转移至河东地区。
120师留在晋西北，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。
129师南撤，依托太行山开展游击战争。
八路军总部则横穿太行山和太岳山，转移至洪洞县，在这片交通发达的平坦开阔地带，指挥三个师继续抗战。
一句话，向南撤退，做持久抗战的准备，用敲边打零的方式一点一点收复失地。
而正是这次撤退，给了八路军进入上党地区的机会。
1938年2月，侵华日军从平汉、同蒲等铁路沿线抽调三万人，向晋南、晋西进攻，准备完全占领山西，然后从潼关、府谷两面夹击陕西，威胁中国抗日的西北后方。
数百年前，清朝八旗进入山海关以后，随即便取道山西，由阿济格进攻延安、多铎进攻潼关，南北夹击西安的李自成，逼的李自成远走湖广，清朝彻底占领中原。
现在，侵华日军又准备复制这一战术。
如果日军成功了，那么西安和延安都有沦陷的危险，陕甘宁地区也将被日军践踏，整个中国北方失去抗日大本营。
为了挽狂澜于既倒，教员和朱德等领导同志决定，八路军总部和129师挺进上党地区，利用上党地区的有利地理条件，阻止日军的侵略脚步，保卫西北后方的安全。
3
八路军进驻上党，不是一帆风顺的，而是经过四场激烈战斗，才堪堪站稳脚跟。
1938年2月18日，八路军总部给129师下令，将主力团都集中起来，和115师的徐海东旅一起，向正太铁路阳泉段至井陉段的日军发起攻击。
正太铁路是石家庄到太原的铁路干线，太行八陉之一的井陉，是正太铁路的必经之地。总部的这道命令，其实就是要129师进攻井陉，在一定程度上切断河北日军和山西日军的联系。
收到命令以后，刘伯承仔细研究地形，发现井陉西南的旧关是日军的重要据点，于是他做出具体的战术安排——
陈锡联团做偏师，袭击旧关，吸引井陉日军的注意。
陈赓旅做主力，在井陉、旧关间的长生口设伏，歼灭被吸引出来的日军。
22日拂晓，战斗正式打响。经过五个小时的激战，陈赓旅歼灭日军130余人、击毁汽车5辆、缴获迫击炮3门、重机枪2挺、步枪50余支。而徐海东旅击毙日军200余人，拔除了井陉到娘子关的大部日军据点，切断了正太铁路的交通。
这就是八路军进取上党的第一战，长生口战斗。
（娘子关东南红圈即长生口）
长生口战斗刚结束，八路军总部就收到一条消息，说日军已经打通河北邯郸到山西长治的交通，并成功占领长治，正准备到临汾和其他日军会师，从风陵渡、蒲津关一带渡过黄河，进入陕西。
时间紧迫，朱德、刘伯承立即带领总部和129师南下，到襄垣、武乡一带集结，阻止日军西进。
襄垣和武乡靠近上党地区的核心地带，它们的东面，便是潞城县、黎城县、涉县以及太行八陉之一的滏口陉。
邯郸日军和长治日军，正是通过滏口陉联系的。
朱德和刘伯承认为，八路军的兵力薄弱、武器落后，与其和日本正面作战，做无谓的牺牲，不如还是和上次一样，打击滏口陉，切断河北日军和山西日军的联系，打乱日军的既定部署。
于是，他们决定——
仍然由陈锡联团做偏师，袭击黎城县，吸引黎城、潞城的日军出来。
陈赓旅在神头岭设伏，歼灭日军。
3月16日，这次战斗胜利结束，八路军以伤亡240人的代价，击毙日军1500余人、缴获长短枪550余支、骡马600余匹，可谓是大获全胜。
这就是八路军进取上党的第二战，神头岭战斗。
（漫流河站附近是神头岭）
然而，此战过后，日军随即在黎城县和涉县之间的东阳关设立据点，要更加严密的保护邯郸到长治的交通要道。
东阳关正好卡在太行山的山口上，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关隘，但反过来看，如果能把东阳关的日军据点拔掉，八路军不就能更深入的控制滏口陉，进一步打击日军吗？
于是，朱德和刘伯承命令副师长徐向前指挥陈赓旅、陈锡联团，在东阳关和涉县之间的响堂铺，再打一场伏击战。
这场战斗是3月31日结束的，共击毙日军400余人、击毁汽车181辆、缴获迫击炮4门、重机枪2挺、长短枪130余支。
这就是八路军进取上党的第三战，响堂铺战斗。
（红圈内是响堂铺村）
日军在上党地区三战三败，完全陷入被动，深刻认识到八路军的战斗力，他们意识到，不击败八路军就不能占领上党地区，不占领上党地区就不能征服西安和延安，更遑论整个西北。
为了实现更长远的征服计划，日军决定抽调三万兵力，并分成九路，从同蒲路上的榆次、太谷、洪洞，平汉路上的邢台、正太路上的平定、邯长公路上的涉县、长治等地全面包围上党地区，歼灭八路军总部和主力部队，摧毁抗日根据地。
从日军的行军路线可以看出来，虽然日军的兵力和装备占优势，但作战范围局限在交通干线附近，只要八路军堵住交通干线，就能阻挡日军的前进脚步。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八路军总部得到日军进犯的消息以后，立即派出干部，到上党地区的最基层做政治动员，号召老乡们和八路军一起坚壁清野、阻击日军，并切断铁路、公路、桥梁等交通干线。
有了针锋相对的战术，胜利便有了保证。
4月10日，九路日军进入上党地区，但截止到4月14日，九路日军中的六路就无法前进，唯有6000人的苫米地旅团，挺进到上党腹地的沁县、武乡一带。
至此，日军围攻的计划已经破灭，苫米地旅团已成深入的孤军。
那还等什么呢？
打呗。
4月16日清晨，129师奉总部的命令，在武乡县长乐村和苫米地旅团爆发激战，以伤亡800人的代价，击毙日军2200余人，取得粉碎“九路围攻”的决定性胜利。
此战过后，上党地区的日军纷纷外逃，八路军则趁胜出击，用13天的时间收复辽县、武乡、黎城、潞城、涉县、襄垣、沁县、高平、晋城等19座县城，基本把日军赶出晋东南，独占上党，八路军总部也迁移到武乡县，坐镇上党腹地。
这就意味着，日军试图通过上党而侵略西北的计划，完全失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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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八路军收复了上党地区，但要想把上党打造成抗日根据地，肩负起中华民族的命运，还得用文治来治理上党，这件事的重要性，丝毫不亚于战场厮杀。
而八路军文治上党的核心，便是为人民服务。
武乡县砖壁村是三面临崖、一面靠山的“半岛型”村子，因为地势险要、易守难攻的特点，这里便成为八路军总部的长期驻扎点之一。但问题是，武乡县自古就是缺水严重的地方，一家一口旱井，夏天接满雨水，秋冬春三季省着用，根本没有多余的水源。
八路军总部来到砖壁村以后，打了三口水井、六口旱井、修筑了三条蓄水坝，仍然不能满足总部人员的用水需求。
1939年夏，武乡县遭遇大旱，砖壁村的用水更加拮据，朱德估算，如果总部继续留在砖壁村，村民用水就不够了。
为了不和村民争水，朱德做出一个决定——
总部暂时迁移到王家峪村，明年再搬回来。
这虽然是一件小事，但在那个军阀和日寇横行的年代，八路军总部给砖壁村民带来的人文关怀，价值是不可估量的。
而在总部不断迁移的过程中，每到一个村子，干部和战士们就主动帮村民挑水、割草、翻地、打扫房子、清扫道路，并禁止战士摘村里的柿子、摘村民的榆钱、在村庄周围五里内挖野菜。
可以说，八路军把“为人民服务”和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落实到了方方面面。
后来，日本战犯城野宏回忆起来，都不得不感叹：
“通过这次战争，使我深感如此与群众打成一片，并得到群众支持的军队，是多么有力而强大。”
正因为八路军随时都在为人民服务，所以仅仅12万人的武乡县，就有9万人参加了八路军和抗日群团组织，再加上其他县和根据地吸收的兵员，到了1940年4月，八路军兵员便从4.6万人增长到40万人。
当然，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，民心重要，其他方面同样重要。
装备方面，自1939年7月开始，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带着一批工人和干部，用不到半年的时间，在黎城县黄崖洞建立起一座兵工厂，有12栋房子、700名工人，每月可以生产步枪430支、炮弹3000发。
到了1940年9月，黄崖洞兵工厂的产能，就达到每年装备16个团的程度，号称“八路军的掌上明珠。”
金融方面，我党在沁县成立了上党银号，总股本近百万元，共发行300万上党票，覆盖了28个县、300万人口。1940年，上党银号并入黎城县的冀南银行，后来冀南银行又和鲁西银行、晋察冀边区银行、西北农民银行、北海银行合并，直至成为中国人民银行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无论是上党票还是冀南币，都在活跃经济、救济失业工农、低息贷款、扶持生产方面，为上党地区的抗日事业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
统战方面，八路军总部和中共北方局坚决贯彻“三三制”原则，在各地陆续组建起由共产党员、左翼进步人士、中间力量组成的民主政府，团结了大量的党外人士，并废除“打土豪分田地”的激进政策，改为温和的减租减息政策，同时团结了富农和贫农。
城市和农村、高层和基层，凡是有志抗日的人，从此站在了我党一边，成为八路军的重要后备力量。
可以说，以上这些文治政策，无论哪一项，都是当时中国的指路明灯，用来治理上党地区，基本是绰绰有余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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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过“武攻”和“文治”，上党地区终于成为我党和八路军领导下的抗日堡垒，耸立在抗日的第一线，陕甘宁也再不用担心日军的炮火，成为中国北方的抗日大后方。
朱德在总部指挥抗战的时候，曾写了一首《寄语蜀中父老》：
伫马太行侧，十月雪飞白。
战士仍单衣，夜夜杀倭贼。
这首诗，就是八路军在上党地区抗日的真实写照。
此后，八路军总部在上党地区指挥了百团大战，129师在上党地区发展成顾盼中原的刘邓大军，并在解放战争时发起“千里跃进大别山”，成为改变解放战争走向的关键变量。
从这个层面来看，上党地区不仅改变了抗日战争的局势，也改变了解放战争的局势，又一次决定了治乱兴衰和天下归属。
唯一可惜的是，左权同志和千千万万的上党军民，在战争中牺牲了，没有见到胜利到来，没有亲眼看一看新中国的样子。
他们的牺牲，足以称得上一句：
太行浩气传千古，留得清漳吐血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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